从《便桥会盟图》看大唐的体育外交

编者按：陕西体育源远流长，古代体育历史厚重，成为中国体育的主要发祥地；近代体育特色鲜明，以军事训练为主要内容的红色体育，为新中国的体育发展奠定了基础；当代体育生机勃发，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在陕西举办，将掀开体育强国梦的陕西篇章。“微观陕体”每周三推出，邀您一起感知了解分享三秦大地上的体育文明。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时间最长，国力最强盛的朝代之一，618年由李渊建立，定都长安（今西安）。627年，李世民登基后开创了“贞观之治”，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开创了全盛的“开元盛世”。唐朝共历289年，20位皇帝。唐朝是一个生产力水平发达，政治氛围开明，社会风貌蓬勃向上的先进王朝，各行各业发展突出，体育的发展也随着唐朝社会的发达而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各方面取得了突出性进展。

唐朝上承魏汉之风，儒、释、道等多元文化并存，民族政策开明，世风开化，是当时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丝绸之路为唐期体育文化的跨区域、跨民族交流提供了平台。各国（民族）的外交使者、传教士、商人及官兵依托丝绸之路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交流，体育文化也裹挟其中。著名的《便桥会盟图》中就描绘了唐太宗与来犯的突厥颉利可汗打马球结盟修好的历史事件。另有史料记载了日、朝等国遣唐使来唐朝拜，蹴鞠、马球、投壶、围棋、相扑、拔河及秋千等体育项目也随之传播至该区域的事实。可以讲，当时的唐朝俨然已成为当时世界体育文化的大熔炉，各地区、各民族体育思想观念在此交融。

△便桥会盟图（图）收藏于陕西体育博物馆

《便桥会盟图》，该图卷是一幅三丈一尺六寸八分的图卷，描写了唐太宗李世民在武德九年（公园626年），与突厥的可汗——颉利，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城西门外渭水上的便桥，相会定盟的历史故事。全图共绘246人，180匹马和4头骆驼，堪称是元代绘人马最多、物景最宏大的历史画。以白描线条绘成，得北宋李公麟遗韵。飞动自如的线条展现出人马极强的运动感，强劲之处，顿挫有力，洒脱之笔，圆转不滞。画中人马，虽盈寸方，但神情毕肖，尽见风采，细微之处，不失博大。

全卷可分为三大部分，各段之间互有联系。第一段，绘以党项人为主的各类马上运动和马戏表演。马术队的骑术表演，其基本动作多数为：“马上大站”（即站在马背上表演）、“女子站马执盔”、“马上调鹰”、“马上仰身”、“二人蹬里藏身”、“献鞍”（一人在马鞍上作倒立动作）、“马上蹬人”（一壮汉躺在马背上用双脚向上托起一个手舞双旗的侏儒）、“二女站马弄丸”；马上乐舞，乐舞节目分别是“站马吹笛”、“站马打板”和“站马击鼓”，“二女站马演安代舞”、“献鞍加登杆倒立”，“献鞍加登杆倒立”系难度很大的复合性杂技技巧。这一段画面是极为珍贵的古代杂技图像资料，画中的高难度动作早已失传；第二段，绘游牧之骑，图中时隐时现的几个游兵散勇，他们神情沮丧或散漫，与马术马球队伍的精神状态迥然不同，这使我们在视觉上得到休息,并产生继续了解“剧情”的兴趣，作者以此过渡到第三段，绘便桥会盟故事，描绘了突厥首领颉利在便桥桥头向秦王李世民求和的情景，这段历史出自《旧唐书·太宗本纪》。

对于图中所描述的马球究竟来自何方，众说不一，一说来自吐蕃（今西藏），一说出自波斯，还一说系中原固有。但《盟》卷中的马球运动形象地证实了原先风靡在金代女真人中的马球运动同样也是吐蕃人邻族党项人的喜好之物，或者说,党项与女真两族应有过交流马球运动的历史。画中的马术可称之为画史上最长的一帧表现马上运动的佳作，一件堪称为画史上最大的描绘马上运动的巨制，清代郎世宁等人合绘的《马术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可与之相媲美。后者展示了乾隆皇帝观赏马术运动的场景，这些女真人的后裔满族骑手们的马术节目竟和《盟》卷十分相似。可见,这套马术节目是北方游牧民族在交往中逐步形成的，《盟》卷中的马术编队也与清代金昆、程志道、福隆安《冰嬉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滑行编队大致同理，只是后者的弧形编队更为复杂，其间相隔了约四百年，表明了女真族后裔满族人的文化与草原民族先辈的文化交融有着一条割舍不断的文化脉络。并且唐代的马球约在8世纪传入日本。据日本古书《经国集》记载，公元727年（唐玄宗开元十五年），在欢迎使节的宴会上，嵯峨天皇和侍臣滋野贞主在观看马球表演后，各写了一首赛马球的诗歌加以讴歌。日本《万叶集》记载有日本神龟四年（唐玄宗开元十五年），日本数王子及诸臣等集于春日郊野而作打球之乐的情景。日本源高明所著的《西宫记》记载天历九年（周世宗显德二年，995年）的日本宫廷马球，仍然“衣冠如唐人”可见，日本的马球运动深受隋唐马球的影响。

围棋也是当时唐朝与新罗、日本等国加强交往的友好工具。围棋所包含的那种深不可测的东方智慧和体现出来的优雅的人生态度为有识之士所理解、所景仰。当时，新罗、日本等国仰慕大唐文化，崇尚围棋。当地各界人士对精于弈道文化素养较高的僧侣、学子也非常敬重。这些国家的有志于学习围棋的僧侣、学子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在中国学习棋艺。他们回国后，不仅带去了围棋技艺和围棋理论，而且也带去了诗词、书法、茶道、剑道等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和当时先进的中国科技。围棋成了当时中外交往的一条重要纽带。除了日本，朝鲜半岛上的百济、高丽、新罗也同中国有来往，特别是新罗多次向唐派遣使者，而围棋的交流更是常见之事。《新唐书·东夷传》中就记述了唐代围棋高手杨季鹰与新罗的棋手对弈的情形，说明当时新罗的围棋也已具有一定的水平。

可见，马球、围棋、相扑等体育活动成为大唐的外交活动，展现了唐朝体育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传向了沿路的各个国家、民族，也接纳融合了外国优秀的体育文化，丰富了唐朝的体育内涵，推动了古代体育文化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贾亚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