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化与马术的发展

马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与马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人类悠久的历史上，马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曾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将显著功绩、突出贡献者比喻为“汗马功劳”。马拥有着与其他动物不同的自身价值——力量、速度，及对人们在生活生产中的作用。自从开始驯化马，它就在不断地推动着社会历史的进程和时代的发展，也为工农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而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马在人们生活生产中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马文化。

草原游牧文化，在华夏文明形成和文化发展史中，是相当活泼的元素。草原游牧文化，其主要的传承载体，正是通过马的主要作用构建而成的。马对人类初期的作用不是耕作，而是游牧、迁徙和战争。马的力量和速度，使族群之间战争加速、民族部落融合加速、联盟加速，文明传播与统一的步伐加速。

马作为蒙古民族文化的精神象征，在其文学中是一座永恒矗立着的丰碑。在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中，英雄与马从来就是以整合形象来体现的。史诗中英雄的坐骑，是集兽性、神性和人性于一体的艺术形象。它们不但同英雄一样勇敢坚强，具有高超的智慧，而且往往在关键时刻，成为救世主和启蒙者，成为最终战胜恶魔的决定因素。所以，马永远是蒙古族人们心目中英雄的象征。

中国汉文化在儒家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马文化长期以来都是以“吉祥”为核心价值，其中包含有祝福、祈祷、激励、成功等象征意义。“马到成功”已成为人们相互间祝福的代名词。

骏马在中国古代是作战、运输和通信中最为迅速有效的工具，而强大的骑兵也曾经是汉朝反击匈奴入侵，保持北部地区安定必不可少的军事重器。所以汉代人对马的喜爱，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并把骏马看作是民族尊严、国力强盛和英雄业绩的象征。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了让世界惊艳的青铜雕塑——马踏飞燕。它以浪漫主义手法，烘托了骏马矫健的英姿和风驰电掣的神情，既有力的感觉，又有动的节奏。想象力丰富，构思精巧，其娴熟的匠艺，把奔马和飞鸟绝妙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以飞鸟的迅疾衬托奔马的神速，将马的奔腾不羁之势与平实稳定的力学结构凝为一体，它所具有的蓬勃生命力和一往无前的气势，更是中华民族刚健有为精神的象征。正是基于此，自1985年至今30多年，它一直成为中国旅游业的图形标志，2002年1月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马的精神是忠诚、高贵、奔驰、永远不可征服，马的神韵则是在与人类同生死、共荣辱的历史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奉献美的史诗。

马的精神和神韵，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对人类的情感、心理甚至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的奔放驰骋给了战胜敌人、战胜自我的力量。马骨子里流露出的忠诚心和竞争性，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崇尚的奋发、自强、进取、向上的民族精神的象征。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马业大国，赛马历史源远流长。赛马与马术在古代也称为“驰逐”或“走马”，是以马的骑乘与饲养为基础的体育活动。赛马活动的产生是以远古的游猎生活为基础的。在我国西北河西走廊的山崖峡谷中，曾发现大量的岩画，这些岩画中就有古代先民骑马、狩猎、作战的形象。无论上古说或商末说，我国的马的骑乘文化，都毋庸置疑发源于北方的游牧民族。那里曾是氐、羌、大月氏、匈奴、鲜卑、突厥、回鹘等游牧民族的生息之地，所以《左传》说：“冀之北土，马之所生。”也就是说，马的生长之地，在常说的燕、代之北。

在骑射生活作为主体的时代，马匹的驯养和骑术便受到了重视。到了周时，御马之术就已成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六艺”之一。马在战争中的使用愈加突出，武王伐纣时就已“戎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戎车即以马驾驭的战车。由于马“寓兵于农，隐武于国”，周代首次把掌握军政和军赋的官职称为“司马”，以突出马的重要性。至春秋战国时期，骑射之风更盛。我们熟悉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就是汉地向北方少数民族学习，发挥骑兵技能的经典例证。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马具和骑术的日趋成熟，较有组织的赛马便在贵族阶层兴起。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就记述了孙膑帮助田忌赛马取胜的故事。

汉代赛马活动不仅流行于民间，也盛行于宫廷。汉武帝极为热衷赛马，经常举行赛马活动，这与当时的尚武风俗密不可分。在出土的许多画像砖和陶俑中，都出现了汉代赛马的形象。汉代作品中，马的形象不但可以刻画得非常具体准确，还采用夸张的形式，将马的躯干、颈部加宽，四肢变瘦，使马显得更清爽彪悍，形成了特有的“汉马”造型。

魏晋南北朝时期，赛马活动更因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长盛不衰，甘肃敦煌遗书中有大量记载古代体育运动的史料。敦煌壁画中也保存了许多古代体育的珍贵画面，在这些形式多样的体育文化中，与马相关的运动有骑射、马术、赛马、马球等运动项目。

敦煌壁画中关于古代马术和赛马的内容格外丰富。莫高窟壁画中，保存了许多马术的形象资料。如莫高窟五代第61窟西壁、北壁的佛传故事屏风画，在“太子学艺”和“后宫娱乐”中均有刻画马术的精彩场面。画面中远处是山林河流，近处有一开阔的平地，一场扣人心弦的马术表演正在进行中，图中有的双手举铁排跪于马背奔驰前进，有的马肚藏身，猛地飞骑而过捡起地上的绳子。画中榜题“学艺”“娱乐”可证实马术在古代既是一种运动又具有观赏性。

自汉代以来，除了赛马之外，还形成了以骑术为基础的多种多样的马上技艺，如骑手在马上做出各种造型，或进行高难度的骑射，或百骑争先，竞相夺标等等。这就要求骑手不但有驭马的技巧，还要掌握好马上的平衡和保持矫健的身手。在山东沂南的画像石墓中，甚至发现了女骑士的形象，说明汉代已有女骑手，并能在马上做出高难度动作。当时的马术，已归为百戏之类，成为一种具有杂技性质的表演。

唐代的赛马与马术十分盛行，自唐太宗李世民开始，就将马术列为军事训练的科目。同时，像击鞠(马球)一类的游乐也盛行于军旅和宫廷之中。宋代的汴梁马术技艺更为成熟，表演技巧精湛高超，曾为皇帝表演立马、骗马、跳马及在马上倒立、镫里藏身等多种马上功夫。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就记载了很多的马术表演，由此可见其普遍性。

元代是蒙古族统治的时代，更带来了游牧文化的许多特点。元代统治者在进入中原地区以前，早就有走马、走驼为乐的活动。即使是定鼎大都之后，每当六月吉日，还要北至上京(热河泺河上游，又称上都)去“诈马”(赛马)。此乃当时的国家赛事，每年举行一次，参加竞赛的贵族身穿一色的“只孙”官服，各执有铃的彩杖，浩浩荡荡向上京出发，进行赛马活动。赛程规定为三天。此外，在当时的大都(北京)城内，也在民间开展赛马活动，一直持续到明代。京城都要在每年春季走马骑射，明以来600年，赛马在北京城郊兴盛不衰。

清代的宫廷赛马场地，自康乾始多选择在木兰围场一带，每年秋季举行，是“木兰秋狝”中一项重要的活动，声势浩大，蔚为壮观。著名宫廷画家郎世宁，曾以木兰秋狝的赛马活动为题材，创作出了很多的画作。除了宫廷赛马之外，在北京城中也有许多赛马活动，按不同时间分别在不同地点举行。如正月赛马多在白云观和安定门、德胜门外，二月在太阳宫，三月在蟠桃宫，六月在先农坛，七月在黄寺，八月在广安门外，九月在钓鱼台，十月以后天气转凉，赛马就停止了。

周朝时代，马政已逐步形成。各朝统治政权出于军事需要，都致力于马政建设，兴办马场，发展马业，曾出现过隋、唐、明朝的养马盛世。以马为载体的比赛也相应地有所发展，除竞速赛马外还有马球、骑射等。古代赛马人文，是我国底蕴深厚、丰富多彩的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现代马业发展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