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行车运动在国外文化层面的表现

在丹麦，大多数孩子从8—10岁开始骑自行车上学，并且至少持续到18岁(丹麦获得驾驶执照的最低年龄)。大多数丹麦公立学校还将交通规则、行为和法规教育，作为10—12年级常规课程的一部分。循环的共同使用和不断增长的自行车基础设施支持鼓励着丹麦将自己打造成日常自行车的领先国家。

丹麦邮政工人一直在城镇和城市使用自行车运送邮件。同样，小型商店使用自行车完成配送服务也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哥本哈根的警察，一直都使用自行车巡逻，除了便利之外，骑自行车穿梭于城市之中，可以提高警察的亲和力，改善与市民之间的关系。

荷兰骑自行车流行的时间，虽然晚于19世纪80年代经历过自行车繁荣的美国和英国，但到了19世纪90年代，荷兰人已经为骑自行车者，建造了专用道路。截至1911年，荷兰人均拥有的自行车数量，超过欧洲其他任何国家。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由于私人拥有的汽车变得更加实惠，因此自行车在荷兰也不再那么受欢迎。即便如此，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荷兰人骑自行车的人数依然非常多。

20世纪70年代，荷兰曾由于一些特殊原因，一年内竟有500多名儿童在车祸中不幸死亡，导致大批荷兰人愤怒地走上街头抗议。这场抗议活动，被定义为“阻止儿童被谋杀”。这一抗议运动以及其他因素(如1973—1974年的石油短缺危机)，都有力促进了荷兰政府改变现有的自行车管理政策。自此，荷兰开始限制城镇和城市的机动车辆，并将重点放在转向其他交通工具的增长上，自行车缘此被视为使荷兰街道更安全、城镇更加人性化的关键因素。荷兰人口只有1600万，而自行车的用量却有1800万辆，人手不只一辆，只有3岁以下和90岁以上才不被允许骑自行车，自行车普及率世界第一。在荷兰，很多政府高级官员都是自行车一族，骑着自行车，而不是开着豪华汽车上下班。

(二)自行车运动对中国文化的冲击

在近代，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较快，自行车运动在中国的传播大致遵循着从器物上的好奇到行为上的模仿，最后到文化上的自觉的过程。

自行车出现以来，就被贵族阶层用于娱乐游戏，“西人于游戏之事每有深意寓乎其间，今脚踏车不过借以娱畅心神”。最早接触西方人的一批中国人开始接触、接受自行车。时间久了，国人不仅能够采买、骑行还能模仿着制造出自行车来，自行车被用于军务、群众消遣中。自行车不再只是封建帝王、官宦富家子弟的使用专利，学生(尤其是女学生)、普通民众都可以学习使用自行车。

自行车运动主要源于欧洲国家的自行车游戏，当时贵族阶级在户外骑乘竞技作为娱乐消遣的方式。随着骑车人越来越多，自行车运动的竞赛规则不断全面，自行车进入现代奥运会项目。晚清时期，在民间的娱乐场所就有自行车赛和自行车技艺表演，新式学堂的运动会中也增加了自行车，地方新军的军事训练中也添加了自行车操演。自行车比赛融入了改良社会风气、增强民众体魄与促进身心健康等功用。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截然不同。受到数千年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最初，人们用“轻薄子弟”“好闲之徒”来称呼最早骑乘自行车的人，每当有人在室外骑自行车，必定会有人围观并且嘲笑。然而，长期的封建礼教和精神禁锢也让民众感受到了西方自行车文化对人性解放的一面，末代皇帝溥仪为了出入自由，通过骑自行车来摆脱阵仗冗长的扈从太监，将具有象征意义的宫禁门槛一律锯掉。深受传统伦理制约的中国女性，挑战传统伦理思想，在公开场合骑自行车并与男子比赛骑行技艺。当时的自行车协会不仅向身份清白、自愿接受骑行练习的中国人开放，在中国的外国人也可以申请入会。

近代中国自行车运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平等、开放、民主、竞争等理念，为中国体育精神注入了鲜活的力量。